公务员录用考试要注重对法律知识的测试，对拟从事行政执法、政府法制等工作的人员，还要组织专门的法律知识考试。
同时，部门法学者在解释法律时，出于维护宪法价值，实现宪法之下法秩序的和谐之目标，应该对法律做合宪性的解释乃至合宪性的续造。[10] 各国依据其宪法文本之不同，对于如何纳入宪法未明确列举的权利，各有不同的操作。
注释: 本文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建设计划资助。[51] 李奋飞：《作证却免于强制出庭抑或免于强制作证？——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法教义学分析》，《中外法学》2015年第2期，第493页。前述尹晓红博士的主张获得辩护权是司法原则也是基本权利，正是此种体系解释的结果。合宪性解释，是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。此时，虽然依据188条1款的解释，法院不强制薄谷开来出庭形式上合法，但却存在损害重大法益之危险。
[57]部门法解释所需要的价值补充，应该首先从宪法中寻找，而不能轻易超越实证法秩序而诉诸伦理观、政治哲学或者比较法。发现它，并将之实现于裁判中，这正是司法的任务[58]。以前述现实为出发点可以认定，通过宪法保障民众的迁徙自由权，已经具有深厚的社会必要。
人的一切活动都以生存为基础，追寻能够提供生存的物质资源，必然成为人的第一活动。具体而言，因为当代中国各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，为迁徙自由提供的场域也相应不同。这一宪法性文件，明确规定了外国商人的通行自由和英国臣民的国外旅行自由。对当代中国来说，用宪法确定迁徙自由是必要的。
再如2012年9月6日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披露了异地高考的三大准入条件：(1)家长：要在流入地有稳定的工作、稳定的住所、稳定的收入，并且缴纳各种保险，是这个地方的常住人口。与资本主义生产普遍化相匹配，启蒙思想家们提出并传播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和天赋人权等观点。
这一规定为通行自由，即商人(敌对国的商人除外)皆可在英国自由出入经营商业。作为直接表现，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大的民工潮掀起一场自发的人口迁徙运动。鉴于国际迁徙自由在我国尚未真正形成，并且问题更为复杂，本文言说所及，即国内迁徙自由。⑤究其实质，迁徙自由作为一种人身自由，是人们择业并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，也是现代社会人们谋求自由发展、追求幸福生活、实现生命价值的现实要求。
国家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，在客观上限制了社会迁徙动力。(2)考生：随迁子女在流入地上多少年学才能就地参加高考，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这在客观上也说明中国城市化不足，即优质资源过少而且大多集中在大城市之中。③唐艳秋：《论农民工群体迁徙自由权的立法保护》，载《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》，2011年第2期。
由此，各单位之间缺乏人员的广泛流动，迁徙自由更不可能产生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4.77％。
合理解决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利，已经成为持续城市化所绕不开的重点问题。具体到中国，不论古代因为追逐利益的自然诱致性迁徙，还是戍边或者如明初政府移植人口等强制推动型迁徙，都可看做是迁徙在当时社会基础上的表现。
(15)参见[荷]亨利•范•马尔赛文等：《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》，陈云生译，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44页。也就是说，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中，关键领域中相当数量的人没有迁徙动力。此外，迁徙自由法律化，集中表现为宪法确认。这种趋势，也逐渐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影响。迁徙首先是人类生存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内在需要。这一点在中国古代表现得尤其明显，从户籍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来看，户籍制度的主要特点在于将民户附着于土地，不允许擅自迁徙，不允许流动，成为朝廷赋税兵役的稳定来源，以服务于国家政权的存在和发展。
总之，迁徙自由在我国显然已经有法律化的必要性，但尚未有完全成熟的社会条件。由此，迁徙自由的有限法律化具有了现实的佐证。
(13)这样，资本拥有者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，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迁徙自由的内在动力。(14)社会性的普遍需求，一般都会被立法者捕捉和选择，通过立法形式予以表达。
通过宪法形式规定并保障迁徙自由，说明迁徙自由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，因此必须给予充分重视。而美国也通过其宪法和后续的宪法修正案，对迁徙自由进行较为详细的规定。
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，人类在获取生存的过程中，追随生存资源变动而从一地迁徙到另外一地，以获得生存保证。从教育部长的表态中，显然能够分析出与迁徙容纳能力相匹配的迁徙融入，这也构成对迁徙自由的约束理性。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，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法律上为实现迁徙自由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其结果，就是出现从农村到城市的上行迁徙，并未出现从城市到农村的下行迁徙，以实现自由的上下对流型迁徙。
因为市场驱动的普遍出现，劳动力市场在中国也广泛建立。它以职业选择自由为核心，以物质资源作为支撑，是人获取生存的客观需要。
因其内涵所及，迁徙自由同时具备自然和社会两种基本属性，也由此构成两个基本考察点。否则，围绕几个高度资源凝聚的高位地区进行迁徙，也只是从低利地区流向高利地区的单向度迁徙，而不是地区持平基础上的双向互流。
首先，迁徙自由与市场经济正相关。因为市场化不足，公务员、事业单位人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基本上不流动。
(12)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4卷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671页。相对于封建社会中的迁徙禁锢，市场驱动的迁徙自由，显然符合现代社会资本流动的内在需要。其结果是，形成严密管制民众的户籍制度。这种不成熟主要表现为普遍的迁徙动力并未持续化。
就目前来说，虽然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，但城市仍然普遍难以支付迁徙自由后所增加的庞大公共开支。集中到一点，就是通过明确的法律规范保障迁徙自由。
这样，应通过法律设定符合各个城市资源可支付限度内的门槛，重点保护进入门槛内的可融入迁徙人员。特别是对于人权这样的重要事实来说，更是如此。
但因市场化尚未深度化持续，迁徙自由法律化还没有真正实现。宪法规范的特点在于高度的纲领性和概括性，代表的是民主政治的趋势。